自2006年起，中国每年需要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超过400万人，而大学生就业率近3年来一直徘徊在70%左右，这一数字表明大学毕业生客观上已经成为中国城镇就业的主要目标群体，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客观事实。

　　有人认为，大学生就业难都是扩招惹的祸。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则表示，这一说法并不客观。

　　每年培养几百万大学生并不多

　　统计数据显示，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平均水平在1997年即达61.1%，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为17.8%，而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到2002年只有15%，2005年也才上升到19%。

　　就中国具体情况而言，从2002年到2006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分别是19.5万、26.9万、32.8万、37万、40多万人，5年间增长一倍多。根据教育部公布的资料，从2000年至2005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的人数分别是107万、115万、145万、212万、280万、338万，2006年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则达410万。从2000年首次超过100万到2006年的410万，6年间净增300多万毕业生，近三年来每年更是净增70多万。

　　郑功成说，从大学毕业生仅占中国劳动力5%的比例和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未来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来看，在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在时代发展要求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背景下，教育部门培养更多的大学生显然是符合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的。因此，每年几百万大学毕业生对于快速崛起的中国而言，并不存在过剩的问题。

　　郑功成说，除了招生人数增加以外，近年来，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其他因素均在发生着重要变化，因此要充分注意大学生就业所面临的大背景：其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就业弹性的持续下降，经济增长带动新增就业岗位的力度是持续下降的，这显然并不有利于新的就业岗位的创造；其二，国有企业改革与即将进行的机关事业单位改革又以减少冗员为重要目标，这些改革虽然提高了效率，却挤出了不少富余人员，他们同样需要有新的就业机会与岗位；其三，近三年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率也在持续加速，从而构成了挤压就业机会的重要力量。

　　郑功成分析说，在“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虽然会有进步，但难以真正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并进的目标，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完成，机关事业单位改革将加快推进，农村劳动力还需要大规模转移，因此，近几年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宏观背景难有大的改变。

　　对就业难的原因应该理性分析

　　郑功成表示，从宏观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在扩大，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必然使就业环境差异扩大化，大学生择业的空间也就受到了相应的限制，结果必然导致就业的不均衡。如城乡之间的鸿沟，使大学毕业生更多地考虑城市；地区之间的巨大发展差距，又促使大学毕业生更多地挤向发达地区。郑功成说，每个人在择业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利性的自然法则，如果对不平衡的发展格局视而不见，简单地去责备大学毕业生们缺乏到艰苦地区就业的社会责任，显然是不符合这一自然法则的。

　　郑功成认为，从体制来看，高等院校扩大招生规模并没有错，但未能有效地调整教育体制、专业结构和突出能力培养，也直接妨碍了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一方面，教育系统仍然残留着计划体制的色彩，对就业市场的需求变化反映不是很灵敏，包括学科专业和学历层次结构处于失衡状态，高等教育管理中仍然强调计划经济时代统一规划的培养要求，包括统一考试、统一教材、统一培养模式等，这种追求划齐的培养机制，当然不可能有效地鼓励各个学校输出自己的特色和重视学生能力与个性培养，也缺乏相应的技能培训与就业指导。另一方面，一些高校不顾条件盲目上新专业，在师资匮乏的条